最具顛覆性的天才作品，都很難被同時代的人所認同。天才的作品總是反噬了它的時代，通過對虛無的占據凌駕于它的時代之上。天才的作品對于任何時代都具有打擊力和腐蝕性，它對于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不合時宜的，永遠處于被人類放逐的狀態，歷史記憶也不會把它們從中抹去，它們是人類精神中永存的病毒，人類從未產生過與其對應的抗體。

戴帆(Dai Fan)的創作取材廣泛，從大眾文化、歷史、區域民族到自省，其見解玩世不恭而深刻。戴帆渴慕那種破壞證據和一般性原則的知識分子。在這個作品中，就像他在這些年里經常談起的那樣，他把這種藝術想像成一種游擊戰，來無影去無蹤，徘徊不定，很難被抓住。

戴帆(Dai Fan)被視作挑釁者、弄潮兒、當下時代的激進藝術家，他創作了近年當代藝術景觀中最令人難忘的幾幅圖像。此次作品和展覽將全面展現戴帆的最新探索，逾15件在召集鯊魚的過程中產生的作品將與公眾見面，創作時間跨度從2016年6月到至今的近一年時間。他從邊緣地帶打狙擊，將“當代各種惰性和限制”中的“弱點、缺口和力量的分布情形找到并標出來”。戴帆的作品，從《進化批判》開始，都圍繞著同一個軸心，即一套雜亂紛呈的殘酷關系——科技與身體，權力與人性，經濟與危機，制度與變態。人們正是在這些關系中行使著權力——有時經過認真思考，但常常是肆意為之。

經常在他的作品中演出著一場象征無休止統治的懲罰的寓意劇——社會刑場。一些奇特的語言與方式轉換使戴帆的作品蒙上了一層令人不安的怪異氣氛。他進行一種危險的個人探索，批判的態度也應當是一種實驗的態度，它是這樣一種執著的思想形式，它的途徑是暴露、檢視和闡明那依然晦暗、仍然沒有形成主題、甚至沒有被說出的東西。藝術的積極性來自人關于自身的消極體驗,而真正引領時代的永遠是個人化的品味，如果有能力把個人的想法變成現實，而且足夠準確，足夠充分，“蝴蝶效應”也可能影響世界。這種個人化偏執的存在，非常敏感而微小，甚至不可能被大多數人在當下所認同。因此，保持警惕，也就是回歸、甚至是發明一種與一個為一塊由相似與同情、類比與對應構成的密實土地所支撐的世界相協調的方法。這個劃時代的起點，也許在你我目前能看到和理解的所有東西之外。藝術對世界的拷問，也就是解讀世界，即把可感物象的序列假定為指向智性本質的符號。這樣的質疑假定表象的序列意味著某物影射指向潛隱中的某物，一種基體。不愿提供未來社會的藍圖，“不停地處在運動之中”，而且“既不知道他究竟在往哪里去，又不知道他明天會想什么”。他現在歡迎公開的戰斗，希望這種力量的較量有助于說明“革命是否應該受懲罰，以及哪一種（我的意思是，哪一種革命和哪一種懲罰）。這個問題只有愿意冒生命危險將它提出來的人才能回答”。作為新未來派的代表人物，戴帆創作了無數引人不安、變化多端的行為藝術、生物藝術、雕塑與動態裝置作品，揭示了現代社會的核心矛盾。戴帆將為此次作品的過程與科學家、生物學家以及工程師一起合作，它將在ACTION : TRUTH GAME的圓形大廳中央為戴帆迄今為止的這個藝術計劃給出圓滿歸結。

《先知即是海洋,你的偉大輕蔑將在狂怒中沉沒》召集鯊魚. 2017

“最近幾屆的世界雙年展上的藝術作品都朝著無法喚起人們的熱情的趨勢發展，”《ArtUp》的編輯Lark Waoolt說。“但我認為新的藝術類型給我們留下的東西應該會持續很長時間”。戴帆這次行動的規模已經遠不能用“大型”、“宏偉”這樣的字眼來形容了。戴帆花了一年的時間來準備這次行動——“這是一場雄心勃勃、在許多方面都讓人感到震驚的行動，不可定義。”同樣擔任過大型展覽的策展人郝微評論說。 “我想這也許暗示了這個充滿了以藝術的聯系為中心的理念的世界中一種輕微的破裂感。”她說。“我有些討厭‘權力’這個詞。相對來說我更喜歡‘潛力’、‘潛能’、‘潛在價值’這類型的詞語。” 現在，我們就能看到歐洲的災難，而應該將歐洲構想為一個非領土的或超領土的空間，在其中，歐洲國土上的所有居民都將處于撤離或庇護的位置上；這樣一來，歐洲人身份就意味著公民在撤離中在。歐洲空間于是將對出生與民族之間不可約化的差異進行標記，在這個空間里，舊有的人民概念將能再次找到一種政治含義，進而決定性地將自身與民族概念對立起來。敘利亞3歲男童溺亡的照片掀起了全球關于難民危機的討論，近日其他歐洲難民死亡事故的消息也接二連三傳來。

英國《金融時報》稱，一場二戰以來最為嚴重的難民危機正在席卷歐洲大陸。隨著難民危機愈演愈烈，歐盟內部要求出臺共同難民政策的呼聲也日益高漲。是否應該高舉人道主義的旗幟，開放移民政策？如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難民危機？這個空間將既不與任何同質的民族領土相重合，也不與它們的地形學總和相重合，而毋寧說是在它們之上發生作用，其作用方式就是對他們進行拓撲學連接和穿孔——就像在克萊因瓶和莫比烏斯帶當中一樣，在這里無內無外。來自中東和北非難民已經在整個歐洲成為了令人聞之色變的社會問題。難民逃脫內戰去往歐洲的地中海路線 : 沿途國家：黎巴嫩—埃及/利比亞—意大利—法國/德國—北歐，地中海南北兩岸的黎巴嫩—比魯特這是一條兇險的水路，從北非進入歐洲國家。據不完全統計已有四千多難民死在了開往意大利的難民船上。拿到馬耳他的簽證之后，就是面前的怒海濤濤。這時候蛇頭又出現了，依然是3000到5000美元一張船票，送你安全抵達對岸的南意大利。但是實際上，這一條路的風險還是有的。難民船往往超載，又沒有齊全的救生設施，即使是在風平浪靜的地中海也有傾覆的危險。但只要一進入意大利海域，那就算是撿回了一條命，接下來的路就好走了。走海路比陸路更加隱蔽，巡航的軍艦往往來不及驅逐難民船。如果難民船發出求救信號或是沖擊意大利海岸線，出于人道主義又不能見死不救。因此默克爾去年向北約海軍施壓，要求加派艦艇在地中海巡航，及時遣返從利比亞和埃及開來的難民船。這條水路的受歡迎程度也因此受到了巨大影響。難民（現象）是我們實現全球化經濟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在這全球化經濟體制中，只有商品而非人才被允許自由流通。松散邊境線（porous borders）的想法，歪果仁涌入的現象，是內在于全球資本主義中的。

歐洲的移民（潮）并非特例。在南方，超過百萬計來自周邊國家的難民因分流了大量工作崗位，在4月時受到本土窮人的攻擊。這些由武裝沖突、經濟危機、自然災害、氣候變化等等構成的故事掛一漏萬。曾幾何時，在福島核電站泄露事件后，東京政府準備疏散全體國民——超過兩千萬的人口。如果疏散真的發生，他們能去哪？在國內還有供他們生活的土地嗎？或是就此各自流散？倘若氣候變化使得西伯利亞北部更加宜居與耕作，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變得更加干旱以至于無法供養目前的人口，又會如何呢？這場人口的重新分配會如何展開？當歷史上發生此類事件時，社會變革都是野蠻與自發并伴隨著暴力與破壞的。難民首先是一個人權問題，其次才是一個政治、宗教和經濟問題。如果說難民表征了民族——國家秩序中如此令人不安的一種要素的話，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難民打破了人與公民之間以及出生地與國家之間的統一性，進而給主權的本原虛構到來了危機。難民，這個典型的邊緣形象，撕裂了國家—民族—領土的舊的三位一體，就此而言，它理所當然作為我們政治歷史的中心形象得到對待。我們不要忘記，最初歐洲建立起收容所作為集中難民的空間，借著拘留營、集中營、滅絕營相繼出現，表現了一個絕對真實的親族家譜。在整個“最終解決”過程中納粹始終遵守的幾天規則之一便是，猶太人和吉卜賽人只有被剝奪了國籍之后才能被送往滅絕營。此時，他們的權利不再是公民權利，也就是說，此時人類真正是神圣的——這里神圣是在該詞在古代羅馬法中所具有的意義上使用的：也就是說，此時人類史注定要死的。 也許藝術還可以扮演反權力反道德的角色，條件是面對權力面對道德的時候，它不再宣揚藝術的法則，條件是藝術不再把自己當做寓言，或者當做立法。它賦予自己的職責是。針對日益復雜的當代問題，身為行動藝術崛起，身為此運動，它提出測試。戴帆把現有美學體系推下懸崖,他精通傳統，更善于摧毀；對于藝術傳統來說，他的“壞”在于毫無準備的顛覆；對于主流社會來說，他的“壞”在于不加掩飾的尖銳。他的作品和行動意味著勇敢、褻瀆、震撼。他通過活體解剖的方式，將尖刀逼進了時代美德的胸膛，將人類文明過去的秘密與虛偽全部透露出來。在知識具有意義的世界之內，世界是可知的；不過世界還可以以別的方式被闡釋，它背后存在的不是意義，而是無法勝數的意義——這就是“視角主義”。藝術的最大敵人就是共識，是知識，藝術家所尋求到的本質，不屬于那些本身能夠產生表象、生成符號的事物，而是揭示出進行闡釋之主體的行為與法則。藝術是用想象——使不可見之物變得可見的權力，使虛空放射出光芒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