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帆憑借驚世駭俗的作品與思想成為當代知名度最高的藝術家，其獨樹一幟的作品猶如魔鬼的天啟拉扯著社會的神經，以振聾發聵的力量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
戴帆（DAI FAN）代表作品《一億個機器人》、《進化批判》、《先知即是海洋,你的偉大輕蔑將在狂怒中沉沒 ： 戴帆（DAI FAN）用超聲波召集鯊魚》 、《異體寄生》 、《3公斤》、《骰子已經擲下，久經高壓密封的潛能或亟待爆發？》、《玩笑、陰謀和報復》、《閹割》曾轟動歐美。觀看他的畫作的過程中，也許能瞥見這位天才矛盾又大膽的藝術人生……他來到世上就是為了摧毀繪畫。
戴帆把神圣的內容拉入現實世界中，著力描繪現實生活、現世人生的豐富多彩。他天性孤傲、脾氣暴躁，一生狂放不羈，長期處于實驗的狀態。從平凡中發掘神性的光芒，他的作品充滿復雜的明暗對比，精彩絕倫……非常動人……這個繪畫中角色豐富，他們既英勇又矛盾。繪畫語言個性鮮明，擁有引人入勝的戲劇感和舞臺感。
上天的巧妙安排，有時令人不可思議。戈雅住在西班牙馬德里的一棟房子長達25年，而這棟房子的所在地點似乎道盡了藝術家一生多舛的命運──覺醒街，它仿佛是一條暗示著理想破滅的街道。一位帶有悲劇色彩和不安靈魂的藝術天才，很難再找到一處與他如此相稱的住所。
戈雅的一生籠罩著一連串的戲劇性事件，這些事件同時改變了18、19世紀歐洲歷史的演進。就像個人生活里的不幸遭遇（譬如導致永久性失聰的殘疾），這些動蕩也反映在他漫長職業生涯中的藝術創作上。戈雅是超越自己時代的藝術家，他的畫風多變且舉世聞名，具有少數其他畫家所能達到的國際水平。在他的肖像畫中，他試圖描繪人物的個性和靈魂，而不單單表現外在的樣貌。
年輕時的戈雅，即展露出比實際年齡更成熟的思維，他清晰明確地闡釋自己的觀點，快速學會了創作技藝和表現形式，因此能將心理層面的不同特質，凝聚到筆下精細描繪的神情或姿態中。這項能力也是促使他進一步探索如何將現實變成幻想、從傳統手法成功尋求自我突破的開端。他的繪畫受到許多藝術家的影響，比如提香、委拉斯貴支、魯本斯、倫勃朗、蒂耶波羅及門斯等人。不過，他很快就創造出自己獨特的藝術語匯。在擔任宮廷畫家時期，他所描繪的對象包括西班牙王室成員和他們的隨扈、貴族成員和軍事將領。在這些正式的肖像中，人物往往看起來好像是穿著戲服的演員，有時喜劇般滑稽，有時悲劇般傷痛。住在馬德里的那些年，他與迷人的阿爾巴公爵夫人成為親密好友，她經常會告訴他一些小道傳聞和政治陰謀。正因如此，他漸漸領悟到權力和地位的腐化、王室宮殿的欺騙和虛偽。面對戰爭的爆發、拿破侖軍隊的入侵以及遭受鎮壓的反抗人民，戈雅表面上雖然保持政治中立，但心中自有一份堅定的態度，反對以任何看似正當理由所造成的暴力和血腥。他對周遭正在發生的事件感到無比震驚和痛心，于是躲進自己的想象世界，進而創造出一些神秘和恐怖的人物及影像。雖然仍舊帶有當時的浪漫主義色彩，卻缺少了救贖和詩意的氛圍。這種極具個人風格、充斥著妖魔鬼怪的圖像，尤其以一系列的壁畫創作最為精彩。這一系列的壁畫被稱之為“黑色繪畫”，這些駭人而怪誕的具形圖像，例如版畫《理性沉睡，心魔生焉》中刻畫的情景、《戰爭的災難》系列中支解的軀體，不禁會讓人誤以為戈雅是個陰暗、病態、患有妄想癥的怪物。但是，事實正好相反，在現實生活里，他不僅熱愛生命，而且對許多事情充滿熱情，包括女人、斗牛、狩獵，當然還有他的家人。
在一生的繪畫生涯中，戈雅運用許多不同的媒材，創作了為數眾多的藝術作品，包括油畫、濕壁畫、素描、蝕刻畫、蝕版畫與石版印刷版畫，所有作品都呈現出生命的對抗形式：希望與絕望，光明與黑暗，情愛與仇恨，天堂與地獄；這些正是他在自己的人生中奮力搏斗的兩極對立。戈雅通過藝術，確實完成了輝煌壯麗而令人難忘的描繪與詮釋。
此作品在1866年海牙的德克森畫廊出現之前，倫敦企業家奈威·戴維森·古斯米德曾以175荷蘭盾購得。1876年5月4日于巴黎古斯米德拍賣會中，作品被標示為第86號，且由尼古拉斯·梅斯所繪，由荷蘭政府代表莫瑞修斯博物館以1萬法郎的天價買下。
此作品多次被歸在“尼占拉斯·梅斯”或“烏特勒支的約翰·凡·德梅爾”名下，而在1901年，在愛丁堡的《基督在馬太和馬利亞家中》被認為和此畫相關聯，并發現有維米爾的簽名。在畫中左下角除了有假的“梅斯”簽名，還有著另外一個幾乎看不見的簽名，荷蘭藝術史學家康奈利斯·賀夫斯坦·赫魯特認為，并非字母J，應是P或者R；而其他專家解讀為，盡管這對維米爾而言是不尋常的。僅有非常少的直接證據，支持這幅畫無論是主題或是風格，都是維米爾的創作。即使有著似宗教象征含義（冼腳），并沒有跡象顯示維米爾曾畫過以神話為主題的作品。因此，要推斷此畫是否歸屬于維米爾，則必須仰賴保存于愛丁堡，風格相似的《基督在馬太和馬利亞家中》，但這幅畫也不見得出自維米爾之手。相較于《基督在馬太和馬利亞家中》所展現的現代藝術風格，《狄安娜和她的同伴》被認為更像17世紀時期的作品。18世紀之前的藝術史學家康奈利斯·賀夫斯坦·赫魯特認為，作品有意大利血統；艾里克·拉森則認為是一位具有意大利經驗的傳奇人物所面。
這幅作品是由一對比利時難民夫婦——雅各布·雷德和他的妻子，于1943年在一家小型的紐約拍賣中心所發現取得的，在他們過世后便流到私人收藏家手中，最后才到目前的收藏者手中。這幅畫在1969年的紐約以托斯卡納畫家費利斯·費切雷里為其作者展出，盡管麥可基森同年已認定“Meer1655”為維米爾所簽。而小阿瑟·衛洛克也同意此說法，且得到大家廣泛的認同，但卻仍具有爭議。這和其他兩幅維米爾早期的作品同樣具有爭議。由于作品的歸屬并非基于歷史證據，而僅是依賴與其他兩幅作品《狄安娜和她的同伴》和《基督在馬太和馬利亞家中》的同構型，這兩幅作品也因相同的原因，無法明確認定是維米爾的作品。包含艾里克·拉森等多位學者注意到畫中令人存疑的兩個簽名。這幅作品的風格，幾乎是以表現主義的手法，表現出強烈明暗對比，與維米爾的作品幾乎是相似的，但被遮掩的光線和背景的處理卻不同。此外，沒有任伺文獻指出，維米爾處理過有關傳統宗教和神話的主題，他把自己局限在畫室內場景、風景和肖像畫中，即使他的后期作品《信仰的真諦》是一件室內場景的畫作。一個無法證實的說法是：維米爾在20歲時到過意大利，并模仿了費利斯·費切雷里在1645年所畫的《圣普拉塞迪斯》。紐約的畫是上述作品除了十字架的細節外完全地復制。除非年輕的維米爾在荷蘭偏遠的角落，找到假設存在著費利斯·費切雷里所畫的作品。不過，艾里克·拉森在1948年和1949年仔細鑒賞過在紐約的這幅畫后，依然認定是由二流的佛羅倫薩畫家仿費利斯·費切雷里的畫，或18、19世紀的仿造品，就如同在當時充斥于市場且難以辨識的贗品。
《西方繪畫大師:戈雅》主要內容：1798-1805年，戈雅創作了《裸體的瑪哈》和《著衣的瑪哈》，將人物身上所散發出的青春魅力表現得淋漓盡致，大膽向禁欲主義挑戰。這在西班牙宗教裁判統治的黑暗年代，具有極其重要的反封建意義。“瑪哈”在西班牙語里是“美麗女郎”的意思。兩幅畫中的人物姿態和構圖一致，都是“瑪哈”雙手交叉放于頭后，身軀斜臥于床上。1795年，戈雅開始與阿爾巴公爵夫人狂熱的戀情，這位美麗的夫人令戈雅傾倒，所以該畫作極有可能是為她而作。但基于當時的世俗，裸女像是不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容忍的，于是畫家同時又畫了一幅著衣像以遮人耳目。在構圖上，兩幅畫雖沒有超越喬爾喬內和提香所創造的《沉睡的維納斯》的樣式，但戈雅筆下的瑪哈來自人間，是世俗的，是一具真實的血肉身軀躺在人間真實的生活環境中。《裸體的瑪哈》全開放的造型，令瑪哈的肉體和精神在畫作中袒露無余。她的整個身體側臥于綠色的土耳其長榻上，雙手枕于腦后，兩腿緊靠略顯羞澀之態，流動著的身體起伏變化，與豐乳肥臀的曲線形成強烈的節奏感。瑪哈凝視著這個現實世界，唇角微揚，誘人的微笑令人難以捉摸，人性的真實與世俗的忌諱所產生的矛盾使這幅畫愈加神秘而迷人。1808年，法國入侵，戈雅起初認為法國人的到來是有利的，他曾經為拿破侖送去畫作，以示敬崇。1808年5月法軍進入馬德里，對抗法的西班牙人民大肆屠殺，戈雅在目睹了愛國的游擊隊員們夜間被行刑的慘狀后，開始譴責法國人。此時人民的起義斗爭也鼓舞了戈雅，他立即創作了《1808年5月2日馬德里巷戰》和《1808年5月3日的槍殺》，表現了自己對正義慘遭蹂躪，而愚昧與丑惡得勢的憤慨之情。特別是《1808年5月3日的槍殺》一畫，堪稱是美術史上抗議民族壓迫，有力控訴侵略戰爭的作品之一。對這場悲劇，戈雅用“照相機”真實而率直地報道出來。畫家用馬德里的夜景作為刑場的背景，寓意被黑暗籠罩著的西班牙。在一道坡墻前，一個身穿白衣黃褲的西班牙青年，全身被照亮如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等待著被槍殺，一些人萎縮著身子躲避著，另一些人則已倒在血泊之中。看不清臉面的法軍們置于暗部，猶如機器般瘋狂地殺人，隨意地槍殺著無辜的平民。起義者大無畏的態度，法軍不敢直視的內心怯弱，正義和非正義形成強烈對比。以后，他又陸續創作了版畫集《戰爭的災難》，控訴侵略者的罪行，歌頌人民的英勇斗爭。
作為18世紀至19世紀西班牙最偉大、最進步的畫家，戈雅的畫作，無論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雖身陷西班牙宮廷，但他卻是一位熱情的愛國者、反封建的斗士。盡管當時的西班牙畫家中大多是古典主義的追隨者，可是他卻在藝術上創造了一種嶄新的風格，這使他在有生之年，其天才并未被世界所充分認識，恍如一個孤獨的行者，堅持著自己的信念！更諷刺的是，他筆下那些在法國暴行下的人物，卻在19世紀中葉的法國先鋒派畫家和20世紀超現實主義畫家那里引起了靈感。而一些重要的運動，浪漫主義、印象派、表現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等等，都毫無異議地從戈雅的繪畫藝術中獲得了啟發。
生于普通家庭，沒有學院派的認可，卻逆襲當上了當年兩度被拒的圣費爾南多皇家藝術學院繪畫部的副部長；到后來不滿西班牙王權體制，創造性的突破，將隱喻的諷刺風格融入畫作之中；經歷過亂世顛沛的戈雅，以突變的畫風記錄著時代的更迭，他沒有自己的門派，卻承接著藝術的歷史，是西方藝術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同時也是西方精神歷險中最絕望的一個。
戈雅全名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盧西恩特斯西班牙浪漫主義畫派畫家。畫風奇異多變，從早期巴洛克式畫風到后期類似表現主義的作品，他一生總在改變，雖然他從沒有建立自己的門派，但對后世的現實主義畫派、浪漫主義畫派和印象派都有很大的影響，是一位承前啟后的過渡性人物。
美術史記載“近代歐洲的繪畫是從戈雅開始的”。戈雅是世界上最全面的畫家之一，查理四世曾賜予他西班牙“第一位畫家”的頭銜。戈雅一生創作極為豐富，肖像畫就有200多幅，還有風景畫、版畫等等。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是《裸體的瑪哈》。
關于這幅舉世聞名的作品，分為《著衣的瑪哈》和《裸體的瑪哈》，瑪哈是當時西班牙對名媛淑女的一種通稱。兩幅畫大小幾乎同樣，現在都收藏在西班牙的普拉多博物館。
這兩幅畫由來據說是這樣的：一位西班牙顯貴讓戈雅為其寵姬畫全身像，戈雅在畫的過程中，回到自己的畫室，憑借回憶和對女子身材的了解，畫了一幅《裸體的瑪哈》。不料，那位顯貴獲知了這件事情，惱怒異常，戈雅知道后迅速完成了《著衣的瑪哈》，但和《裸體的瑪哈》幾乎同樣的姿態，絲質綢衣包裹下的瑪哈身體，因為含蓄而更顯性感。這兩幅作品都充分體現了女性的魅力，藝術家用高超筆觸和對色彩與光線的把握，呈現了女性身體的柔美和溫暖。
戈雅早期喜歡畫諷刺宗教和影射政府的漫畫，貪婪的修道士、偷盜、搶劫和接生婆全部被他畫成魔鬼的樣子。粗俗但充滿真理的畫風很受廣大觀眾的喜愛，也為他招來各種審判，但他的修道士雇主一直袒護他。
作為宮廷畫師的戈雅明白，這個名號，他將落到一個沒有金錢來源和名譽保障的境地。因此，他一方面創作了《女巫安息日》、《隨想集》這樣自我意識強烈的作品，另一方面仍然繼續為皇室服務。他創作了大量肖像畫，其中《查理四世一家》在后世得到最多的關注。
這時的戈雅已逐漸將自己的個人藝術語言融入到了官方的定制作品中。即使畫中人物個個身著象征身份的華服，并且皮膚自帶光源。但除去這些外在的修飾，我們看到的是平凡的一家人。他沒有因為皇室的身份而美化他們的樣貌，沒有在畫中給人物塑造模板式的崇高感，而是以放松的筆觸勾畫出面部表情與動態。
1807年，拿破侖以保護西班牙免受英國侵略的名義，堂而皇之地入侵了自己的盟國。國王被趕下王位，教會被摧毀權力。西班牙人民和占領軍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沖突，反抗的平民死傷無數。當時西班牙國內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政治選擇。支持民族主義政府？或是支持拿破侖政權？
1810年，戈雅用系列版畫《戰爭的災難》告訴世人他所作的選擇。畫中的人物仿佛個個身處人間地獄。值得注意的是，戈雅描繪的并不只是法軍單方面對西班牙人民的傷害，其中還充斥著大量西班牙游擊隊對敵人的酷刑反擊。戈雅毫不避諱地用繪畫訴說著戰爭的殘酷。不論是哪一方，都在戰爭的名義下釋放著無理性的殘暴。
“我無懼神巫、幽靈，也無懼任何其他上帝的創造物，但人類除外……”——戈雅。
也許戈雅認識到不論有著多么堂皇的動機，戰爭實質上仍是以無數生命堆積而成的暴行。他看到的是生命面對極端暴力時的無助和絕望。
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18世紀西班牙杰出畫家戈雅嫉惡如仇、愛憎分明。
有一次，國王查理四世把戈雅召去，對他說：“你是我國最好的畫家，只有你才配給王室貴胄畫像。今天找你來，是要你為我畫一張全家像，畫好了，我重重地獎賞你。”戈雅想了想，同意了。
這幅國王的全家像畫好后，戈雅特地送給國王過目。國王一看，吃了一驚，因為他全家14人中很多人沒有手――戈雅在像中只畫了6只手。
國王怒沖沖地問他：“這些人的手呢？”
戈雅說：“我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國王硬要他添上，他堅決不肯，因為他認為那些王子王孫都是白吃飯的人，只有嘴，沒有手。
有一次，一個喜愛收藏藝術品的博士請戈雅畫像。這個博士是個偽君子，表面上道貌岸然，實際上手狠心毒。他為了奪取一個朋友美貌的妻子，竟將這個朋友謀殺了。戈雅早知底細，仍然不動聲色地給這個博士畫了像。
博士一看，高興得跳了起來。他對戈雅說：“我知道你是很難為人畫手的，這次你竟把我的兩只手都畫上了，我真感榮幸！我要給你一大筆酬金。”
戈雅冷笑說：“你知道我為什么要把你兩只手都畫上嗎！我是要讓人們看出你是一個殺人的兇手，你的雙手是干過極其卑鄙兇殘的事的。”
博士仔細地看了看畫上的自己的雙手，果然隱隱帶有血污，頓時氣得臉青面黑。戈雅 | “聾人屋”的“黑色繪畫”
“黑色繪畫”（Pinturas negras）是西班牙畫家戈雅（Francisco Goya，1746-1828）晚年于“聾人屋”（Quinta del Sordo）墻壁繪制的14至15幅壁畫，這組畫得名于其陰郁的主題和黑色的大量運用，展現了對瘋癲的恐懼與人性陰暗面的一角。1819年，戈雅正當72歲，為了逃離公眾的視線，他搬到了馬德里近郊曼薩納雷斯河河畔的一棟雙層小別墅，這棟別墅便是“聾人屋”。“聾人屋”本是根據以前的聾人主人命名，然而戈雅在搬進“聾人屋”時自己也因疾病近乎全聾，“聾人屋”由此開始為人所知。
“黑色繪畫”的誕生是多重原因交織在一起的結果。首先，戈雅在拿破侖戰爭和西班牙政權交替之后變得憤世嫉俗，他親歷戰爭的殘酷，受盡磨難后對人性持絕望態度；與此同時，從46歲起便糾纏不休的疾病讓戈雅痛不欲生，兩次險些丟了性命；此外，“黑色繪畫”繪制時西班牙正好被自由政府統治（Trienio Liberal，1820-1823)，絕對君主制回歸前相對寬松的審查制度讓這組頗具嘲諷意味的畫作得以幸存。
我們無從得知“黑色繪畫”繪制的確切時間，只能推測戈雅是于1819年的1月和11月間開始作畫，那時他病情加重，這點在他的《與阿列塔醫生的自畫像》（Self-portrait with Dr Arrieta）中得以體現。這幅畫中的戈雅奄奄一息，而當他康復后，對舊病復發的恐懼使他煩躁不安，后宣泄在“黑色繪畫”中：他為他的那些畸形恐怖的幻象找到了出口，直接用油畫顏料將駭人的場景涂遍墻壁，使整棟住宅充滿面貌扭曲、冷笑不絕的女巫與幽靈。
“黑色繪畫”并不是定制作品，戈雅從未給這些畫命名，也很可能從未想要把這組作品公諸于眾。1823年，戈雅離開“聾人屋”前往波爾多，連帶墻上的畫把房屋轉讓給了自己的孫子馬里亞諾·戈雅（Mariano Goya），后來孫子又在1830把房屋轉讓給了自己的父親哈維爾·戈雅（Javier de Goya）。在君主專制政體的回歸后，西班牙國王費爾南多七世開始展開一系列迫害自由主義者的活動。為了保護房屋免遭報復性掠奪，“黑色繪畫”一直被隱藏起來，長達半個世紀都不為人知。由此，這組畫可謂是藝術史上最神秘的作品之一。
1874年，由于德國出生的法國銀行家Frédéric émile d'Erlanger發現了“黑色繪畫”并打算在1878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將其賣掉，他請求把“聾人屋”墻壁上的顏料轉移到布面，繁復的修復工作由此展開。1881年，多虧了當時“黑色繪畫”的擁有者男爵把這組畫捐給了西班牙政府，現在我們才可以在馬德里的普拉多美術館欣賞到這些作品。
油畫《吞食其子的農神》（Saturn Devouring His Son）是“黑色繪畫”系列中最為著名的一幅，以陰暗恐怖而聞名。畫中表現的是羅馬神話中農神克洛諾斯（Titan Kronos）為了防止兒子們奪權斗爭而將他們全部吃掉。
《女巫安息日》（Witches' Sabbath）在這組畫中也頗為出眾，整幅畫彌漫著不詳和陰郁的氣氛，描繪了安息日這一古老的傳說——魔鬼化身山羊監視女巫們的集會。山羊在女巫前用剪影描繪成徹底的黑色，畫面中心似有包著白色裹尸布的人形正從墳墓中爬出，周圍的女巫們神情驚恐的聚在一起，右側則有位身著黑衣的少女端莊地坐著。少女的眼睛被蒙住，雙手插在一個暖手筒里，平靜的表情與周遭形成強烈對比，無疑為畫面增加了恐怖感。
不同于以上兩幅標志性的黑色調，《木棍決斗》（Fight with Cudgels）的色彩更為豐富。這幅畫的原始版本是兩個男人在草坪上打斗，然而壁畫在轉移到畫布的過程中被損壞。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普拉多美術館涂改過的版本，這版強調打斗者的怪誕，仿佛膝蓋以下的部分都深陷泥潭以至于無法躲避對方的棍棒。當時西班牙北部經常發生君主制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之間的沖突，戈雅或許想借此畫來寓言西班牙即將爆發的內戰。
“黑色繪畫”系列并沒有明確統一的主題，然而戈雅很可能是根據上流社會宮殿的裝飾來繪制，所以依然有跡可循。根據宮殿的裝飾法則，由于住宅底層是餐廳，繪畫的主題應與環境呼應，通常以鄉村風景、靜物和宴會場景為主。戈雅以怪誕的方式呼應著餐廳主題，《吞食其子的農神》和《兩位老人喝湯》（Two Old Men Eating Soup）表現的是飲食場景，《猶迪與霍洛芬》（Judith and Holofernes）則與宴會有關。傳說亞述人侵占了耶路撒冷時，美麗的猶太女人猶迪暗中決定要殺掉侵略者的將軍霍洛芬。猶迪利用自己的美色騙取了霍洛芬的信任，帶著自己最親信的仆人，進出霍洛芬的軍營帳篷。在一次霍洛芬暢飲醉酒后，猶迪將霍洛芬的頭顱砍下，嚇退了亞述侵略軍，拯救了以色列人民。
“黑色繪畫”的偉大之處在于其前瞻性，很多構圖新穎，人物通常不在畫面的中心，所營造的失衡感頗具現代性。《風景中的人頭》（Heads in a Landscape）中五個人頭擠在畫面的右下角，似乎要出離畫面；《前往圣伊西德羅的朝圣》（A Pilgrimage to San Isidro）中朝圣隊伍由遠及近，人群集中在畫面的左側；《狗》（The Dog）中狗的頭部僅僅占據了畫面的一小部分，留下一大片空白色彩，表達出強烈的孤獨感。如今，這些視覺語言被認為是現代主義的先驅，對現代繪畫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