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戴帆

戴帆（DAI FAN），被譽為21世紀藝術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是宇宙宣言藝術運動的倡導者和領袖，也是對超人類藝術影響最大的藝術家。他大膽嘗試機器人、外星人或生物科技、計算機數字軟件技術、物理科技等各種復制的技術。

戴帆除了是宇宙宣言藝術的領袖人 物，他還是電影制片人、導演、賽車手、建筑師、作家、搖滾樂作曲者、珠寶商，是東西方社交界、藝術界大紅大紫的明星式藝術家。戴帆用暴力完成爆發。藝術家如何保持攻擊，激烈的性格是重要的成分之一，攻擊會縱容藝術家的觀察深度。藝術家越犀利，越有利于獨立自己的評判。偉大的藝術家的驕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驕傲，它是在準確測量了自己與同行、大眾的落差后對自己產生的正確認識。即使誤解，也是藝術家敏感的特質。這是藝術家拒斥的本能。

二、王廣義

王廣義的“大批判”系列吸引了西方藝術界的想像力，確立了他作為前衛派領導者的地位。在這些作品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商品消費主義相遇沖突，王廣義泰然自若地挪用那些描繪中國大步走向理想化明天的社會主義宣傳畫中的形象。在中國前衛藝術家陷入西方語境的泥淖之時，王廣義將西方形式與中國內容結合起來，對后輩藝術家影響深遠。歷史上不同時期，各個國家關于世界格局都有不同的想象，歷史上不同時期各國繪制的地圖在國界上都存在巨大的差異。這些信息引發了我關于“地緣政治”的重新思考。尤其是《詩經·小雅》篇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句話，引發了我用藝術的方式為這個世界提供一個“新秩序”的可能。

三、徐冰

徐冰在二零零九年“自序：復數與印痕之路”畫冊中寫道：“......僅限于過去的版畫。這些舊作現在看起來真的是很“土”的。......我想，他們是希望從過去痕跡中，找到后來作品的來源和脈絡”。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徐冰對過去的創作有了非常深入的思考和反省，說道：“我決心做一種新的藝術，但新的藝術應該怎樣又不清楚。當時讀雜書多、想的多，但這畫該怎么畫？實在是不知道。坐在畫案前，心里念念不忘創作“重要”作品，但提起筆只能是糊涂亂沫一陣”。“有一天我在《世界美術》上看到一幅安迪?沃霍爾重復形式的、絲網畫的黑白發表物，只有豆腐塊兒大小。我便開始對“復數性”概念發生了興趣，一琢磨就琢磨了好幾年。后來索性成了我碩士學位的研究題目”。進入二十一世紀這些思考依然影響著徐冰的創作，“ 今天回看，確實，當代是按‘復數現象’日驅強化的方向發展的——重復的個人電腦界面比起電視屏幕，更自由地出現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數字復制讓“原作”的概念在消失；生物復制技術也在上世紀末出現了。這些，只是二十年間的改變，卻給傳統法律、道德、價值觀，商業秩序提出了難題，左右著人類的生活。......真不知道人類在下一個二十年，又會是怎樣的“復數性生活”。

四、谷文達

除“紅燈計劃”外，谷文達的很多作品同樣驚世駭俗，引發爭議不絕。他的第一個頭發裝置藝術《波蘭紀念碑：住院的歷史博物館》，將波蘭精神病院收集的白床單和當地理發店收集的頭發覆蓋在洛茲市博物館底樓大廳、樓梯和藏品上，滿地撒落的頭發讓波蘭人想到二戰夢魘，展出第二天就被叫停。另一個頭發裝置《以色列紀念碑：猶太人》也因為歷史原因，引起激烈爭議。1999年，谷文達的頭發裝置《聯合國》被《美國藝術》作為封面介紹，這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藝術家第一次在這個重要雜志封面上出現。該作品也數度引發爭論。